如果说你们犯罪是由于我的过错，那我应该怎么补偿呢？

到那个偏僻小镇的第一天，我就想回东京，原以为那里只是生活上稍有不便，实际上完全超乎想象。物质上的不便固然令人讨厌，更讨厌的是住在那个封闭小镇上的居民，因为在这里我简直被当成了外国人。

就连买个东西都不例外。走在外面，那些人会将我从头到脚审视个够，还会满脸鄙夷地悄悄议论：“今天又穿得这么排场，是不是去参加婚礼？”在超市，当我问：“没有XX吗？”对方会不耐烦地说：“这种东西大城市才有。”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也就是牛腱子肉、卡门培尔干酪、高级沙司、鲜奶油……仅仅如此，我就被看成自命不凡的有钱太太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尽量贴近那里的居民，这是为了丈夫。如果不是考虑到他，我不会那么努力地去和当地人处好关系。因为丈夫是新工厂的负责人，一切另当别论。为了足立制造厂早日被镇上的人接受，我必须付出努力。

全镇的集体大扫除，我只参加过一次。公告栏上写的是自主参加，但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参加镇上的活动。我召集了很多住在公司宿舍的家眷一起去。没想到我们到了公民馆（集公民学习班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公众集会厅、产业指导所等功能于一身的文化教育机构，遍布日本市镇乡村。）前的集合处，镇上的人却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。

“城里来的夫人们不参加也好……穿得那么漂亮，准备来干什么？”

竟然遭如此冷遇。我原本都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准备扫污水沟也无所谓，再脏也没关系，而且还专门为此换上衬衫和牛仔裤。镇上的人并非穿着战争年代的大裙裤，多数人穿着运动服，好几个年轻人也和我一样打扮，估计即使我穿着运动服去也会听到同样的说法。最后，他们说：“那么白嫩的手弄脏了可不好。”于是安排我们去擦公民馆的窗户，而镇上的人都去路边和河边割杂草。

对镇上人的态度感到不满的不仅仅是我一个，公司宿舍的家眷经常互相发牢骚，后来她们越来越亲密，即使在原先的工厂关系很淡漠的人，也开始定期聚在一起喝茶，以加深感情。

可是，我几乎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过那样的茶会。每次我喜欢的糕点屋推出新产品，妈妈都会给我寄过来一些，我有时也会邀请这些夫人来品尝，但我们总是话不投机，而且她们也没有回请。我非常生气。我也想和她们一起聊聊对这个镇子的不满，也想和她们谈谈孩子的补习班和学习。后来仔细想想，觉得这也难怪，因为这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想说说公司的坏话。

随处都能听到她们的抱怨，诸如为什么在这种地方建工厂，家里刚盖了新房子，好不容易才托别人给孩子介绍了一个好一点的补习班之类。

可以说，在封闭的小镇里又形成一个封闭的世界，我不被任何一方接纳。

在东京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，我被一帮老朋友包围，聊得投机时甚至会忘记时间。话题一般都是经常光顾的时装店、餐厅、戏剧表演、音乐会，绝对不会有哪里的鸡蛋便宜之类的话题。我的朋友中没有家庭主妇，都是一心关注穿着打扮……那些包围着我、令我陶醉其中的朋友和我一起走过了人生最辉煌的时代。

惠美理遇害过后，你们的境遇我通过各种途径有所耳闻，虽然很同情，却无法认同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行动，甚至无法想象。

为什么这些孩子不打扮呢？为什么不和朋友玩？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人生？如果我有和你们一样的遭遇，会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？

我也有青梅竹马之交。或许是上私立学校的缘故，记忆中放学或休息日的时候，没有在小学的校园里玩，但在家附近的公园里玩过。如果此时走过来一个男人，带走其中的一个伙伴并把她杀害，我会不会事后多年仍然对还没有伏法的罪犯感到畏惧呢？会不会因为受到被杀害伙伴的母亲的责骂而一直耿耿于怀呢？

我想我一定不会像你们陷得这样深。

我也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离开了人世。我也曾经强烈地自责，然而，一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并不是办法，还不如鼓起勇气追求幸福。于是我下定决心好好活下去。当时我二十二岁，比现在的你们稍微年轻一点。

和秋惠成为朋友是升入大学二年级的春天。在被称为“公主学校”的女子大学英文系，有半数学生是从小学直升进来的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而秋惠属于考进来的。只听她说过一次自己的家乡，那是一个无名小镇，既没有风景宜人的观光胜地，也没有著名的产业。

我每天只知道玩，学校的课只是随便应付应付，考试前才去上课。而她是那种从不缺课、坐在第一排认真记笔记的好学生。和她套近乎是因为考试前要借她的笔记。她对我几乎没有印象，但还是很痛快地借给了我。

笔记内容竟然那么充实，甚至让人不禁想，下一年可以放弃厚而无用的教科书，直接用它就可以了。刚开始想请她在校内的自助咖啡馆吃甜点，后来觉得这样有些过意不去，正好当时手里有两张音乐会的票，就给了她一张。

票是一个男性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