府部门人员非常熟稔。

这套手法，跟一百多年前的买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然而我们，好像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与提防。

除了这些花式手段以外，矿业巨头还经常放出：

遭遇暴雨迫使铁矿关闭，铁矿石列车停开，码头操作停顿；

澳大利亚矿山被洪水冲击、港口受到影响、矿山被迫减产等等各种烟雾弹。

要是这还不行的话，使出最后的杀手锏“断供”！

你要是不买的话，我就把原定给你的矿石卖给别的国家。

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谁叫我们国家缺这些自然资源呢？

老祖宗没给你留下来什么殖民地，烂摊子倒是有不少。

“我说黄大爷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听见这个事比我这个年轻人还激动。”

黄鸿年骂骂咧咧道：“怎么能不激动！我虽然不是中国人，但内心一直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的。

任何一个中国人，听见这种事情恐怕都无法忍受。

最可气的还是力拓那几个澳大利亚籍的华人员工。”

张益达点头认同，也跟着骂道：“胡士泰，我们京大之耻，历史系之耻。

我也有点倒霉，不仅跟他同一个大学，还同一个系。”

“现在大陆的冯仑、王首富还跑去拜见怡和集团的主席亨利·凯瑟克，想想就觉得恶心。

还写文章给他们这帮毒贩后代洗地，说什么企业家精神！我呸，数典忘祖的玩意儿！”

黄鸿年彻底打开了话匣子，开启了喷子模式。

张益达笑道：“是啊！这大清都灭了一百多年了，心中的辫子都还没剪掉。”

“咦，对了，阿特斯拉的股份不应该在谢建隆家族手里吗？”张益达记得谢家好像也是一个顶级财阀。

黄鸿年摇摇头，“很多事情你不了解！这个事吧，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吧！

谢建隆1922年出生在印尼西爪哇，是第7代定居印尼的福建人。

父母双亡后，17岁带上一条自行车内胎，只身前往首都雅加达，靠修补自行车、收购废报纸谋生。

他通过自己研发补胎烤胶的小火炉，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万盾，然后开了个小杂货铺。

结果1942年的时候杂货铺被日军洗劫一空，他人也被关了半年监狱。

熬过战争后，他又东拼西凑建了个小皮革厂，加工皮包、皮鞋等制品，却因为民不聊生、缺少需求而倒闭。

待到而立之年，时局稳定，与朋友一起做进口贸易，却被合伙人暗算，失去公司所有权。

战争、倒闭、背叛……一个生意人最不愿面对的厄运，全部都让他给碰上了。

但是他百折不挠，继续在商场打拼，但一直没有遇到什么好机会。

直到1967年后，印尼开启全面经济建设，他抓住了一次黄金机会。

他拿下了政府5年的交通工具供货合同，包括卡车、客货两用车、小轿车及三轮车，总计超过130万辆。

这笔交易一共为他的阿斯特拉集团带来2亿多美元的利润，成为了谢氏商业帝国的奠基石。

阿斯特拉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正式成为印尼最大的汽车代理商，占据了60％的市场份额。

到1991年，阿斯特拉已成为拥有90余家分公司、3万名员工，总资产36亿美元的庞大商业帝国。

此外，谢氏家族还拥有上百家其他公司。那一年谢建隆以15亿美元的个人财富，成为东南亚第五大富豪。”

张益达听得津津有味，点评道：“这些老一辈的东南亚财阀家族开创者，的确个个都了不起，有过人之处！”

“是啊！是个风流人物啊！”

黄鸿年附和了句，然后接着说道：“但阿特斯拉就坏在他的儿子谢汉石身上！

谢汉石接替他父亲的班后，一度展现了过人的资本运作才华和筹资能力。

开办苏玛银行，两年时间跃居印尼十大私营银行之一，成为他们家族生意的融资大通道。

以苏玛银行为资金池，继续用高杠杆裂变出保险、证券、租赁、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公司。

到1990年时，才成立两年的苏玛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就多达70余家了，大有赶超阿斯特拉之势。

一时间，他谢汉石的风头甚至盖过他父亲谢建隆，令印尼政商两界侧目。

但他跟我一样，不善于企业的具体经营。

因为钱来得太容易，他在花钱时也就没那么精打细算。

常常是200万盾就能买到的地皮，他偏偏以双倍价格阔绰出手，而且对项目评估缺少耐心，买了一堆不赚钱的资产。

即便是不错的项目，也没有做长远考虑，人才和管理跟不上。

90年印尼开启了经济风暴，私人银行经过两年的非理性繁荣后，泡沫初现。

不断积累的风险，令政府开始警觉，并踩下刹车，实行金融紧缩政策。

这一连串的变化让谢汉石措手不及，连锁反应导致苏玛银行放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