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米宛如舞台般的阶梯之间，随处安装着不锈钢的栏杆。我是在一根栏杆支柱下看到这道烛光的，烛光旁有如一家露天花店般摆满了白色花束。在几支蜡烛和白色花束前方，那个年过五十的男人正弓着背盘腿而坐。

他想必有一位家属不幸死在这里吧。虽然他一身曾风靡上个世纪的雅痞打扮：红色羊毛衫配白色的衬衫，松开了的衣领上则打着一条皱巴巴的斜条纹领带。但他的年纪显然已经把他那种追求时髦的心态衬得有些可笑了，他的头发和胡子均已半白。

和平时一样，从那些蜡烛旁走过时，我没敢看那大叔一眼，因为他那低垂的双肩、面容悲哀的侧脸，实在让人不忍入目。

人行道的另一端沿路种满了杜鹃花，在杜鹃花丛里，一根路灯杆兀然而立，路灯杆上钉着一块尘埃满布的告示板。我本就好奇，便慢步走过去看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此处曾于平成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一点发生过凶杀案。当时曾目击任何可疑人物或犯罪行为者，请速向本署报告。

池袋警察署

而在警察署的下方，则是那个我手机通讯录里头也有的号码。大概是感觉我是少有几个会注意告示的人吧，这位雅痞大叔静静地抬起头来，向我问道：

“能问一下，告示上写的时间里，你在哪里、在做什么吗？”

平成九年，那可是五年前，我在哪里？这还真把我给问住了。

我歪头想了想，哦，当时的我还是个工专里的坏学生。成天就是打架吵架，还每天提心吊胆地为防挨刀而在肚子上塞本杂志。当然，我已经不可能记清楚五年前的“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”自己在做什么，于是只好抱歉地看着那位大叔，口吐一口白雾回道：

“抱歉，记不得了。请问在这过世的是您什么人？”

这位大叔两眼笔直地凝视着我。由于他坐在比人行道高几阶的露台上，因此即使是坐着，视线的高度也和站着的我约略相当。他用哀伤的眼神把我从头到脚缓缓打量了几遍，然后忧伤地说：

“是我的独生子利洋，要是他还活着，现在年纪也应该和你差不多了。他的身高大概也和你差不多吧。”

他说出的这番话竟莫名地让我伤感，它就如一把利刃刺进了我内心深处。我想，要是我老爸还活着，想必年纪也和这位大叔差不多。我环视周围，发现剧场大道的对面有台自动售货机。

我翻身跳过栅栏，穿过马路买了两罐热腾腾的拿铁咖啡。我走回这位五年前痛失骨肉的大叔身旁，轻轻地把咖啡放在了露台边缘。

“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就请喝了这杯咖啡吧。这个晚上实在是太冷了。”

◇

虽然向我道了谢，但这位大叔却碰也没碰这罐咖啡。

他跟我说自己名叫南条靖洋，在我还没开口说半句话前，他便如遇知音般地开始聊起他那过世的儿子：

“我们家的阿利当年在上野的美国街区可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。他生前就是那里街头帮派的头目。”

美国街区的帮派分子？那一带传统上除了日本小鬼的帮派之外，还夹杂着许多在日朝鲜人和东南亚裔的小帮派。也不知道他那倒霉的儿子，深更半夜跑到不是他地盘的池袋做什么。

说了几句之后，这位可怜的大叔便拉开罐装咖啡的拉环，自己并不喝，却将开口朝蜡烛的方向放上了露台。

“阿利的女朋友在这儿住，当时正好从她家走到超市买点东西。那个名叫晴美的女孩怀了阿利的孩子，他大概是跑出来买点东西给她补补吧。”

我什么话也没说。即使正值热闹的圣诞节前夕，也几乎没有行人会走到艺术剧场后头这一带来，而且剧场大道是条死巷，也没几辆车会开进来。在我们俩身处的露台四周，只停着一台出租车。大叔见我没有说话，便又接着说：

“没人清楚当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是个计程车司机，当时我正在送客人，接到了这个可怕的通知，当我赶到要町的急诊医院时，只看到阿利冷冰冰的尸体。院方表示他头盖骨里头有团很大的血块，原本准备做个手术把它取出来，但还是来不及了。”

我同情地叹了口气，问道：

“那位晴美小姐，后来把孩子生下来了吗？”

这下这位大叔第一次把头转向我，我看到了他那张老泪纵横的脸上泛出了动人的笑容，也让我看到了一对被烟熏黄了的门牙。

“嗯。我家明洋都快上小学了。晴美后来和别的男人结了婚，她先生也很疼我的孙子。”

我眺望着无人的露台，在这个时候显得分外寂静。听完大叔的讲述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当年的案子，我终于知道，那件案子就是大叔儿子遇害的这件案子，当时这案子喧腾了约一个月，但由于死者并非本地人，加上凶手也没找到，所以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。

我朝点了根烟放在咖啡罐上的大叔说道

“唉，大叔不要太过伤心，只要有孩子，就比什么都强呀！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呀。他就是血气方刚，也许就是因此才和其他小混混发生冲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