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素，并不买中央的账。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，蒋介石有计划地让出安徽这块地盘，来作为拉笼新桂系的诱饵；而新桂系则正好利用这个地盘，发展他们大广西计划。各有目的，各有所怀。但是，李品仙到安徽之初，与cc系密切合作，特别是cc分子苏民、杨绩荪，受到李品仙的信任，经常不离左右，成了李品仙的“智囊团”，并使广西籍干部受到了打击。这又使新桂系干部极为不满，纷纷写信、打电报给李宗仁、白崇禧，认为李品仙的做法，损害了桂系“团体”的利益。李、白则密电李品仙查询，并提起注意。这使李品仙开始警觉起来，有了转变。而偏偏刘真如、方治之流，还贪得无厌，不知满足，经常为专县人事安排问题，中学校长任用问题，在省府委员会议上与新桂系不断争吵。由于人事安排得不到满足，方治等就到处播散新桂系干部一些贪污腐化、违法乱纪的情况，特别是方治曾经与cc分子商议，准备向国民党中央建议，请调驻在鄂皖边境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和鼎来接任安徽主席。刘是安徽合肥人，提出“皖人治皖”，并可以争取安徽在重庆的元老派的支持。这使李品仙知道后极为恼火，认为方治太不讲信义了。于是就开始了李品仙与cc系的拚斗。先是出现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：约在1940年夏秋之际，“立煌”警备司令杨创奇派了一个连长带着一班士兵，深夜去桂家湾搜查方治的住宅，翻箱倒笼，折腾了几十分钟离去。当时的传说是：一、方治经常通宵达旦打麻将，士兵是去抓赌的；二、是说方治的老婆是日本人，家里有电台，常与日本人通讯，警备部去搜查电台的，实际上，这是新桂系对于方治的“逐客令”。方治第二天立即派人去河南固始县发电报给陈果夫，报告被搜查经过(怕从“立煌”电报发不出去)。这也是李品仙新桂系对cc系发出进攻的信号弹。不久，方治也就离开“立煌”去重庆。李品仙对于cc系的进攻，首先是从省党部方面，节节前进。省党部是cc系在安徽的大本营。李品仙是在委员中拉住了苏民、杨绩荪，使之靠近新桂系；继之，则派去桂系干部黎民兴当秘书，专门了解书记处的有关情况，以后又派去桂籍干部李荣康去当人事室主任，接着又派去具有民主思想、反cc系的干训生陈天任、郑汉(实际是**地下党员)、沈克任等到省党部当科长，使省党部cc系的一切活动，基本上都在李的了解掌握之中，甚至有的县党部书记长易人，如果是露骨的反新桂系的cc分子，文件到了李品仙面前，马上就能予以改变。这样一来，使cc分子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弄得一筹莫展，无法工作，被迫辞职。接着国民党中央先后又派来cc分子魏寿永、曹敏为书记长，也都先后被迫辞职离去。以后由李品仙保荐了靠拢新桂系的杨绩荪代理书记长。cc系在安徽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刘真如，当时曾由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省干训团的教育长，cc系想通过他来掌握地方干部的。可是干训团的副教育长、教务处长、训导处长、大、中队长及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是广西人或者是亲广西分子，刘真如说话无人听。不久，亦被李品仙派到安徽学院去当院长，教育长改派陈诚系的张宗良接充。cc分子王枞原任《皖报》社社长，李品仙借口解决报社经费困难问题，把他撤换，派杨绩荪为社长。在省政府委员方面，方治、刘真如调走后，除了骑墙派的苏民、杨绩荪外，没有一个嫡系cc分子。至于在专员、县长方面，除了个别沦陷区外，cc分子亦休想染指。记得省党部委员cc嫡系分子范春阳，通过省财厅介绍一个县财政科长，想从省里直接委派下去，结果被新桂系的主管人发现，一直搁置不办，不予同意。不仅上层如此，在很多的县里，新桂系与cc系的关系也很紧张。各县县党部的书记长及其主要成员，大都是cc分子或亲cc分子。而各县县长等，全都是新桂系分子。他们仰承上级意旨，对于cc分子，想从地方上安排基层人事，说说人情，同样遭到冷遇，或者拒不理睬。县党部往往利用区党分部、小组等进行反新桂系的活动，新桂系则利用干训生的同学会(后改称联系站)与之相对垒，有时互相攻击，双方都向上层告状，打笔墨官司。所以从上到下，cc系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省党部书记长曹敏在省会机关党员大会上曾经愤慨地说：“我们现在是头顶金饭碗讨饭”，意思是政权是国民党的，可是党方一切事情还要求人，党部不受重视。针对这种情况，cc系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击。1943年1月，李品仙在重庆做过一番活动，绕道广西回皖南视察的途中，日寇数千人，从湖北黄冈、罗田，未遇任何抵抗，轻易地窜进了大别山，使广西系所宣称的“固若金汤”的抗日根据地“立煌”，一度遭到日寇沦陷。于是方治等一班在重庆的cc分子抓住机会发动皖籍青年学生贴标语，发传单，上街游行，喊口号，要求撤换李品仙。使李品仙受到了严重打击，灰溜溜地回到了“立煌”。但是，由于当时还在抗战期间，新桂系握有重兵，蒋介石还不能轻易将其撤换；又加白崇禧等授意一些新桂系分子暗地出来疏通解释，cc系的这一反新桂系运动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。后来，李品仙回到大别山，在一次纪念会上向全体公务员训话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