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相同，有时只会让失足少年再次触法，因此有必要依照少年法进行矫正教育。完全废止并不现实。”

岂止不现实，而是根本不可能吧。光是期待日本会无视国际人权条约就很荒唐了。只要是在发达国家，少年法就必然存在。

别让人解释得这么细啊。安藤想着，朝荒川瞪去。可后者不肯罢休。

“但是比津老师，发声质疑少年法的人很多。”

他紧紧抓住笔记本，视线转向比津继续追问。

“就算无法实施死刑，也应该加大判罚力度。”

“已经修正过不止一次了啊，”比津冷静地回答，“而且是朝着加重量刑的方向。”

但荒川摇头。

“不，民众还没有满意。为什么不能大幅度修正呢？”

安藤慌忙大声制止新人记者的失控：“够了，荒川，现在不是讨论那些的时候。”

这男的行不行啊？

这可不是大学研讨课，他把渡边笃人的事给忘了吗？

“非常抱歉，比津先生。”安藤低下头。“请告诉我你当时和渡边笃人的对话。”

“没事，不如说正好。”比津微微笑了。“凑巧的是，荒川先生说了和渡边笃人一模一样的话。刚才和荒川先生的议论，正好再现了当时的对话。”

安藤只好闭上嘴。

既然被采访者这么说，也只能接受了。

实际上，荒川的知识水平和十五岁的少年没什么两样，或许正适合再现当时的对话。

比津仿佛就在等这个时机一般，开始了讲述。

“阻碍强化少年法判罚力度有个最大的理由，就是少年犯罪案件总数在减少。”

正确来说，应该是检举人员的减少吧。

这不单纯是少子化的问题。就算从占据人口比例来看，少年犯罪也在减少。

“少年法的目的是避免再犯，防患于未然，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虽然穷凶极恶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，但少年犯罪的整体数量在逐年减少。如果在现行法律下，犯罪率有降低的倾向，国家就不会积极动手修改。”

也就是说，想修正少年法需要充足的理由。通过严惩能减少少年犯罪这一主张没有说服力。

加重判罚力度，伴随着妨碍犯人改造、增加再犯的风险。就算没有这一风险，眼下少年犯罪正逐渐减少，国家就没有理由轻易修改法案。

荒川的声音更加愤怒。

“意思是说，对被害者感情的补偿不足以作为修正的理由？”

比津游刃有余地眯起眼睛。

“那我问你，要严惩到什么程度，才能弥补被害者的感情？”

“这……你问要什么程度，我上哪儿清楚去啊。又不是数字能衡量的。”荒川含糊起来。

“除了严惩以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弥补的根据呢？”

“感情的问题去哪儿找根据……？”

荒川再次理屈词穷。

这是刁难人的问题，不可能有根据。

“这是强词夺理。如果比津先生站在被害者的立场，你能接受吗？”

“不能。但就算不能接受，我个人的感情和法律的是非有关系吗？”

荒川的表情染上了怒火。

“行了吧。”安藤制止道。“你的主张很合理，观点也很重要，但辩论的时候把感情搬出来没有说服力。”

估计没人会公开说“用不着考虑被害者的感情”吧。但如果有人主张“可以用严惩以外的方法来补偿被害者”，就很难反驳。只要拿不出只能靠加重刑罚来拯救被害者的具体根据，辩论时就不会受到重视。在讨论少年犯罪的电视节目里，拿“就算不能加重判罚，为了被害者也有必要修正法律”这种半吊子的话圆场收尾，已经成了固定的模式。

只靠诉说被害者的感情，无法修正少年法。这就是这项法律的难处。

“近年来，倒是有尊重被害者感情的行动，”比津语气平和地补充道，“但现实情况是，与之相应的法律修正还很远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比津先生给渡边笃人讲的，就是关于少年法的这个道理吧。”安藤催促道。

“没错。我告诉他，按照现行法律，你所期望的严惩恐怕无法实现。”

“那，渡边笃人是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他问，要怎么做才能拯救被害者。”

很现实的诉求。安藤感到痛心。

他经常在少年犯罪的现场常听到这样的问题。

如果不能进行严惩，要怎么安慰被害者的感情？

比津面带忧虑地回答：“我向他保证，一定会成功修正少年法。”

比津把后面的事情也讲了出来。渡边笃人为自己对比津的无礼道歉后回去了，当时他脸上决不是服气的表情。

最后，安藤问道：“总结起来，渡边笃人没有做出恐怖行动的迹象，仅仅向你表达了对少年法的愤怒是吧，就像刚才荒川那样。”

比津微微摇头。

“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。”

“哪里？”